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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时语:霸道、王道与“财道”

2011-11-03 12:11:07
分类:时事探究

霸道、王道与“财道”

       北约对利比亚的干预,固然是以“霸道”为主,但是也充分利用了“王道”,也即“人权”和“民主”的道德大旗

  利比亚强人卡扎菲终于被北约空军和本地造反武装合力围捕处决,再次证明我早先的评论:西方的军事、经济和政治综合力量和资源依然世界第一。

  北约对利比亚的干预,固然是以“霸道”为主,但是也充分利用了“王道”,也即“人权”和“民主”的道德大旗,尤其是在国际舞台上,从联合国安理会到公关宣传,无不显示西方世界这种现代“霸道”和“王道”的有机组合。

  所谓“霸道”,也即传统的硬力量,指的主要是北约军事组织,这是百多年来船坚炮利的延续。但是新世纪以来,以民主人权等“普世价值”宣扬的“王道”或软力量,日益成为西方外交的重要资源。

  在现代社会中,无论“霸道”还是“王道”,都必须以金钱实力作为基础。换言之,两者都可以说是“财道”的不同层次或形式。

  因此不能不看到欧美本身都在经历严重的经济困难,特别是统一的欧元面临可持续性的生存危机,而华盛顿的高额国债,威胁到军费和外交经费的大幅度削减。在“财道”衰落的前景下,北约不损失一兵一卒,而成功推翻40多年的卡扎菲政权,表明霸道与王道的综合运用,具有显著的“成本效益(cost-effective)”。

  基于人权和普世价值的现代“王道”,不仅提出“保护责任(Responsibilitytoprotect,简称R2P)”这一新国际原则,架空了北京依然奉为圭臬的“国家主权”,更在道德宣传优势之外,给予欧美和北约在国际舞台上明显的“技术操作”优势。利比亚是个典型的例子。

  这一操作优势,来自西方各国本身的多元化公民社会和政治体制,使得欧美十分擅长利用干预对象内部的各种社会因素,尤其是政权体制之外的社会矛盾和基层力量。华盛顿在前苏联势力范围内的“颜色革命”,和这次组织利比亚的造反力量,都充分体现了这种迅速动员和组织体制外社会力量的运作能力,达到“四两拨千斤”的效果。

  与西方多管齐下的国际干预对比,中国经济固然突飞猛涨,但是仍然不具备“霸道”的硬实力,又缺乏“王道”的道德权威和文化软力量。北京近年来的主要国际手段,可以说不出专走上层路线的“财道”外交。这种依赖当权领袖的单纯“财道”,反映了北京外交缺乏民间层次和手段。除了利比亚,还可以举出多重例子。

  例如北京多年来为了石油利益,花费巨大的外交资本和经援,全力维护苏丹的喀土穆政权。欧美不仅在达尔福尔问题上作尽“人权”文章,还通过策划南部苏丹独立,轻松划分到苏丹的大部分石油资源。

  还有赞比亚。不提当年劳而无功的“坦赞铁路”,中国近年来以巨额经援,支持掌权多年的鲁皮亚·班达(RupiahBanda)总统,而忽视赞比亚国内日益不满的基层民意,结果导致民间力量的反弹,反对派领袖迈克尔·萨塔(MichaelSata)得以利用“反华”纲领,赢得9月下旬的总统大选,而威胁到中国历年在该国总额超过20亿美元的投资。

  我曾经评论过,所谓不干预内政,实在是弱国外交的遁词。在全球化的大势下,各国尤其是大国具有日益深化的海外利益,而无不据此而争取影响和改变他国的政治和外交决策。西方多元民主制度是否适用于其他文明和社会,也许并无定论。但是阿拉伯之春和东南亚等地的发展,显示基层民意的伸张,并且最终制约各国政权,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。

  在这样的历史大势下,中国不能囿于自身僵化的权威体制,应该顺应多元化的民意,在“财道”外交之外引进必要的“王道”号召力。

  作者于时语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,本文来源于《联合早报网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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